西有敦煌,东有朝阳

摘要: 提出“西有敦煌,东有朝阳”,是为了提醒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辽西地区的枢纽价值。

【编辑说明:这篇笔谈,原刊《今日辽宁》2017年第4期。】


关于“西有敦煌,东有朝阳”的几点说明

  罗 新

大约20年前,我和北大历史学系的同事王小甫教授讨论中国中古时期边疆问题时,他指出,营州的历史地理重要性被长期低估,其实唐代的辽西地区无论在攻守战略、文化交流还是族群关系等方面,都值得大书特书。他对唐代辽西地区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,我想,岂止是唐代,辽西特有的重要性是贯穿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。综合评估东北、西北两个方向的历史影响与意义,我提出“西有敦煌,东有朝阳”,以此提醒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辽西地区的枢纽价值。

敦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特受尊崇,当然是有道理的。一般认为,宋代以前中国与中亚、南亚及更远的西方世界的联系,主要是经行今日甘肃省西部的河西走廊,因此我们理当重视以敦煌为代表的河西诸镇。更何况,敦煌地区不仅保存下来多个珍贵的石窟群,而且还有震惊世界的藏经洞的发现,等于出土了一个中古时代的图书馆。这一发现与近代历史学中发展最快的文化史观相结合,敦煌便获得了不可动摇的象征意义。

但是,即使暂时不考虑经由海路的南海文化,只说中国古代的陆路对外文化交流,所有交流的重要对象并不仅仅是西方的中亚及更西地区(这个世界从语言属性来说,主要属于印伊语Indo-Iranic世界),还有北方的阿尔泰语(Altaic)世界和与阿尔泰语关系较近的几种语言所覆盖的韩半岛及日本列岛。如果说敦煌正当前者的交通孔道,那么朝阳就在后者的历史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
历史上的阿尔泰语各人群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(这种影响大多数情况下是直接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,比来自西北的文化影响剧烈得多),当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,但不同时期不同阿尔泰语人群对中原影响的强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游牧大军的强力攻击或征服,如匈奴、突厥和蒙古,是一个类别。还有另外一个类别,某些阿尔泰语人群在长城地带,也就是在地理上的农牧交替地带,长期生活,长期经营自己的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建设,形成独特的军事政治结构,长期与中原政权有密切联系,其中有些还进入中原,建立起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王朝,比如鲜卑和契丹,也许女真与满人也可以算在这个类别。这后一种类别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性,当然毋庸赘言。可是我们仔细看他们的历史,就会发现辽西在文化地理上的独特意义。

至迟从西汉中期开始,汉匈战争开打不久,汉朝在战略上比较成功地破坏了匈奴帝国的同盟结构。对此研究者一般只强调“断匈奴右臂”,就是夺取河西走廊,设置河西四郡(最西端是敦煌郡),把匈奴直接控制的蒙古高原与羌人控制的青藏高原分隔开来。其实,对匈奴来说更致命的是,汉朝同时还做到了“断匈奴左臂”,就是以今辽东半岛和今河北东北部为基地,进军辽西,对原东胡系统的乌桓(以及乌桓背后的鲜卑)各部威胁利诱,使他们脱离匈奴帝国的控制,甚至反戈一击,成为匈奴帝国最危险的外敌(东汉中期北匈奴就是在鲜卑打击下覆灭的)。“断匈奴右臂”成就了敦煌,“断匈奴左臂”则成就了朝阳,两者是同时成为汉朝边疆重镇的。

随着乌桓和鲜卑从汉朝盟友向汉朝外臣转化,越来越多的乌桓人和鲜卑人附塞、款塞(靠近长城甚至进入长城),辽西地区的战略意义越来越重要。当东汉后期朝廷多次讨论放弃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时,辽西地区仍然是国家财政优先支持的边疆大镇之一,这里集结的军事力量,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三支国防军之一(另外两支是董卓领导的凉州军和吕布领导的并州军)。这里的乌桓人和鲜卑人,与汉朝的关系非常复杂,政治上的臣属与机会主义自利是同时并存的。他们对汉朝的政治和文化很熟悉,历经汉朝崩解和魏晋内战的同时,他们也经历了内部的族群与政治重组,并慢慢发展起来,终于在十六国时期大放光芒。从此一直到蒙古崛起,以今朝阳市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始终是一个民族和政治体的“孵化器”。这当然是取决于朝阳自然地理、经济地理、文化地理和军事地理的独特条件。

比起敦煌,今日朝阳的文物古迹不是那么鲜亮夺目,但仔细研究,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,是丝毫不逊色于敦煌的。“西有敦煌,东有朝阳”这个说法,我觉得并不算很夸张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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